摘要：明清時代的蘇州，交納賦稅最多，負擔最重，是全國最為突出的賦稅錢糧重地；絲綢、棉布及加工業(yè)和書籍刻印等大宗商品生產(chǎn)極為發(fā)達，木器制造加工業(yè)獨步全國，玉器雕琢、繡作、裱褙作、漆作、樂器、銅鐵金銀器加工業(yè)等極其精巧，是舉世聞名的商品生產(chǎn)加工中心；大規(guī)模輸出當?shù)卮笞谏唐?，輸入各種原材料，轉(zhuǎn)輸全國物資并平衡整合市場，是全國物資的流通轉(zhuǎn)輸中心；錢莊、票號等金融機構(gòu)布設密集，銀錢流通量巨大，較早行用洋銀，金融結(jié)算手段較為先進，吸納周圍城鎮(zhèn)的資本，貨幣周轉(zhuǎn)獲利較快，是高度發(fā)達的銀錢金融中心。從當時蘇州的經(jīng)濟總量、商品生產(chǎn)和商品流通來看，其中心都市的地位遠在另一工商城市杭州之上。

原載《史學集刊》2020年第3期。

明清時代，江南的經(jīng)濟和政治地位較之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，此時的蘇州既是江南的中心城市，也是全國的中心城市。在明初，詩人高啟稱頌蘇州“財賦甲南州，詞華并西京”，[1]賦稅冠于全國，人文方駕兩京。因蘇州地位日益重要，萬歷三十一年(1603)統(tǒng)轄十八府州的應天巡撫衙署也正式遷到蘇州。清代，全國所有府城包括都城均只有兩個附郭縣，而自雍正時起，唯有蘇州轄有吳、長洲和元和三個附郭縣，足見蘇州的重要地位。

本文不說蘇州是人文淵藪及其活動中心，也不說蘇州引領潮流的前導地位，更不說蘇州走在社會發(fā)展前列觀念較為先進，單說蘇州特別突出的重要經(jīng)濟地位。

一、最為突出的賦稅錢糧重地

江南賦稅自唐后期起即居有極為突出的地位，當時已有“漕吳而食”的說法。明清王朝，任土作貢，視地利征收賦稅。嘉靖時，禮部尚書顧鼎臣說：“蘇、松、常、鎮(zhèn)、嘉、湖、杭七府，錢糧淵藪，供需甲于天下。”[2]江南蘇州、松江、常州、鎮(zhèn)江、嘉興、湖州和杭州七府，是全國稅糧最重之地，而稅糧最重數(shù)量最多者，其實是蘇州一府。根據(jù)萬歷《明會典》統(tǒng)計，洪武二十六年(1393)，全國納稅土地8.5億畝，稅糧2944萬余石，而蘇州一府，田地985萬畝，實征稅糧281萬余石，換言之，蘇州以1%稍多一點的土地，提供了將近10%的稅糧。全國每畝納稅0.035石，而蘇州高達0.285石，蘇州是全國平均水平的8倍以上。說蘇州賦稅甲天下，毫不為過。以后稅糧比例和畝均稅糧雖然都有所下降，但蘇州獨重于全國的地位始終沒有動搖。

蘇州等江南府縣，不但交納的賦稅多，而且負擔重，每年需要輸送大量的漕糧和白糧。朝廷每年向產(chǎn)糧省份征收400萬石漕糧，其中330萬石以本色糧食交納，70萬石以折色交納。蘇州一府每年交納漕糧697 000石，占全國漕糧總數(shù)的17.4%。漕糧中，江南蘇、松、常、嘉、湖沿太湖五府，每年需交內(nèi)庫和內(nèi)廷所需號稱“天庭玉粒”的白糧21萬余石。其中蘇州一府交納62 642石，包括白熟粳米37 400石、白熟糯米5650石和俸米19592石，占白糧總數(shù)將近三分之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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漕糧一石，以本色運到北京，耗米加上過江費、軍丁承運費，以及征收運輸途中的抑勒等各種附加費，往往數(shù)倍于正糧，明初人說，“有二三石納一石者，有四五石納一石者，有遇風波盜賊者”。[3]明末人說，白糧一石，“通正米為四石余，始當一石。則此二十余萬，實為八十余萬石矣”。[4]甚至更有人說，“幾五石而致一石”。[5]清代乾隆時無錫人黃卬記載，地方官府“簽殷實之戶為糧長，主運事，大抵八石運米一石”。[6]即使以4石之力而運一石計算，蘇州一府運送漕糧的實際費用，已將近300萬石，負擔之重極為驚人。

二、舉世聞名的商品生產(chǎn)加工中心

蘇州具有如此雄厚的賦稅提供能力，并不全部建立在農(nóng)業(yè)發(fā)達的基礎之上，而是根植于社會生產(chǎn)特別是商品生產(chǎn)制造能力的發(fā)達。

蘇州為絲綢之府。自明代中期起，全國商品生產(chǎn)形成專業(yè)分工區(qū)域，產(chǎn)地與銷地進一步脫節(jié)，民生衣著最為重要的棉布和絲綢兩大生產(chǎn)基地，均集中在江南一隅。蘇州、杭州和南京成為絲織生產(chǎn)最為發(fā)達的三大城市。絲織業(yè)成為明代蘇州最為重要的手工行業(yè)，“蘇杭之幣”即絲綢是明代蘇州最負盛名的特產(chǎn)商品，明后期已形成了較為先進的“機戶出資，機工出力”的生產(chǎn)關(guān)系。清中期更“比戶習織，不啻萬家，工匠各有專能，計日受值”。[7]蘇州的絲綢生產(chǎn)不獨府城特別發(fā)達，而且屬縣吳江盛澤、黃溪一帶也是“盛紡”的產(chǎn)地。明初號為“青草灘”的盛澤，其絲綢生產(chǎn)就是在府城蘇州的帶動下興起于明中期。盛紡通常是先織后染的生貨，織成后要運到染色水平最高的蘇州城染色整理。鄰府湖州的湖縐和嘉興濮院鎮(zhèn)等地所出名產(chǎn)濮綢，雙林鎮(zhèn)所出名產(chǎn)包頭絹，通常都被載運到蘇州煉染。鴉片戰(zhàn)爭后最大的絲市湖州南潯鎮(zhèn)的色絲，也需要運到蘇州加工染色，所謂“白絲繅就色鮮妍，賣與南潯賈客船。載去姑蘇染朱碧，阿誰織作嫁衣穿”。[8]

蘇州又是棉布加工基地。明清時代江南作為最大的棉布生產(chǎn)基地，棉花種植和棉布生產(chǎn)集中分布在松江一府，蘇州府常熟、太倉、崇明等縣，嘉興府嘉善、平湖等縣和常州府無錫、江陰、武進等縣，蘇州府城連同附郭三縣其實并不出產(chǎn)棉布，西洋、中亞各國盛稱的“南京布”其實并不產(chǎn)自南京。棉布織成后，需經(jīng)踹密光潔、染色等整理工序，方能批發(fā)銷售。明代，布匹踹染還分散在蘇州府城、松江府城、楓涇、朱涇和朱家角等棉布生產(chǎn)大鎮(zhèn)，清代康熙年間起，卻轉(zhuǎn)移集中到蘇州城西閶門外上下塘。蘇州地方志書謂：“蘇布名稱四方，習是業(yè)者閶門外上下塘居多，謂之‘字號’。自漂布、染布及看布、行布，各有其人。一字號常數(shù)十家賴以舉火，惟富人乃能辦此。”[9]這些棉布字號，是從事棉布收購、委托染踹加工和大宗批銷布匹的商業(yè)資本主?？滴跞?1693)有76家，牌記81家，康熙四十年(1701)有69家，康熙五十四年(1701)有72家，康熙五十九年(1720)有43家，乾隆四年(1739)有45家。經(jīng)營者絕大部分是徽州商人，通常經(jīng)營十數(shù)年乃至數(shù)十年，個別長達數(shù)百年。棉布字號將收購來的白布發(fā)放到450余處踹布作坊踹實平整，委托染坊染色，然后投放市場。衡之每家字號加工布匹的平均能力，可知交易興盛時每天15萬匹的布匹，基本上全由蘇州棉布字號加工。清代為人稱頌的棉布業(yè)首富徽州布商在蘇州開設“益美”字號?！耙婷馈弊痔柺紕?chuàng)于明代萬歷年間，興盛時，每年銷布百萬匹，盈利銀20萬兩，“富甲諸商，而布更遍行天下……二百年間，滇南漠北，無地不以‘益美’為美也”。[10]這個“益美”字號，道光初年領銜奏請官府減少棉布派辦量，顯然當時是江南第一號布商，[11]直到民國初年仍然存在。

蘇州還是最負盛名的書籍刻印中心。明清時期，全國刻印書籍最為有名的是江南、北京和福建。三地之中，江南的蘇州、南京、杭州、湖州以及無錫、常熟等地，地域廣，刻書多，質(zhì)量最佳。明后期，文獻學家浙江蘭溪人胡應麟說：“凡刻之地有三，吳也、越也、閩也?！渚?，吳為最。……其直重，吳為最”，“凡刻，閩中十不當越中七，越中七不當吳中五，吳中五不當燕中三。(原注：此以地論，即吳、越、閩書之至燕者，非燕中刻也。)……吳裝最善，他處無及焉。”[12]雍、乾時浙江山陰人金埴說，江南三地之書風行于世，然也有優(yōu)劣，“吳門為上，西泠次之，白門為下”。[13]清中期吳江人袁棟說：“印板之盛，莫盛于今矣，吾蘇特工?！盵14]自明至清，時人一致認為，江南刻書先進發(fā)達，而實際也以蘇州為中心，蘇州所刻數(shù)量最夥，質(zhì)量最優(yōu)，裝幀最為精良講究。明末蘇州刻書名滿天下的就是常熟刻書家毛晉。毛晉博雅好古，家有藏書樓汲古閣，自萬歷中葉至崇禎年間，高薪延聘文士?？保瑥V招刻工，大規(guī)模、高質(zhì)量刻印各類書籍，計其品類，多達600余種，其中主要是十三經(jīng)十七史及各類子集道經(jīng)釋典。入清后，蘇州一府的紙張加工和刻書作坊集中在府城。乾隆時，印紙作坊30多家，平均每坊24人，工匠總數(shù)多達800余人。這些紙坊染印各色紙張，有丹素、胭脂、灑南紅金、高本巨紅、梅本巨紅、梅頂紅、高本紅箋金、灑本箋金、灑真本箋金、砂綠、玉版等色，分工細密。道光十七年(1837)，蘇州府衙告示收繳淫書，具立議單的書坊多達65家，主要集中在閶門桃花塢及虎丘山門內(nèi)，各種書籍都能梓刻。

蘇州木器制造加工業(yè)獨步全國。自明代起，蘇州器具制作之精巧，絕對天下第一。時人一致認為，蘇州的小木器及家具制造最為發(fā)達，式樣最為古樸雅致。萬歷時浙江臨海人王士性還說，即如木器制作一類，楚中與川中等地，“天生楠木……大者既備官家之采，其小者土商用以開板造船，載負至吳中則拆船板，吳中拆取以為他物料。力堅理膩，質(zhì)輕性爽，不澀斧斤，最宜磨琢，故近日吳中器具皆用之，此名香楠”。[15]香楠在楚中和川中原產(chǎn)地只用來開板造船，而到了蘇州人手里，則用以拆取以為其他物料，打造成各種器具，謀求更高的商品附加值。后來流行到全國的明式家具，實際上就是蘇式家具。當時江南其他地方，原來很少用細木家具，但因受蘇州影響，家具應用開始轉(zhuǎn)向精細，用料更為講究。嘉靖年間，上海諺稱“小蘇州”，[16]努力向蘇州看齊。萬歷時松江人范濂說：“細木家伙，如書棹禪椅之類，余少年曾不一見，民間止用銀杏金漆方棹。自莫廷韓與顧、宋兩公子用細木數(shù)件，亦從吳門購之。”[17]蘇州人崇尚的細木家具，用料考究，簡潔流暢，不事雕飾，式樣古樸，首先傳到鄰近的松江，而后風行全國。

蘇州也是玉器雕琢基地。蘇州的玉器雕琢歷史悠久，到明后期大興，大師輩出。周治、陸子岡等琢玉大師就誕生于嘉靖年間的蘇州。他們高超的雕琢技藝，頗引時人的注目。江南文壇領袖太倉人王世貞說，吾吳中陸子岡之治玉，“比常價再倍，而其人至有與縉紳坐者”。[18]休寧人詹景鳳論及當時的琢玉高手時說：“近日吳人陸子剛亦依稀唐手”。山陰人張岱更感慨，“吳中絕技，陸子岡之治玉”，“可上下百年保無敵手。但其良工苦心，亦技藝之能事”，[19]認為良工之治藝要入賞鑒家之法眼，不獨在作品的技術(shù)含量本身，還在于其中蘊含的文化素養(yǎng)。因而明末宋應星認為：“良玉雖集京師，工巧則推蘇郡。”[20]意思很清晰，作為京師，北京萃聚著來自西域的玉石，也集中了全國的良玉，但琢玉水平卻以蘇州最為工巧。入清以后，蘇州的玉器雕琢更加發(fā)達，規(guī)模大，水準高，高手多。清前期，蘇州玉工用碎玉鑲嵌屏風掛屏插架等具，謂之“玉活計”，[21]頗為流行。蘇州成為清前期全國首屈一指的琢玉中心，玉器制造業(yè)超過了人們最為推崇的宋代，但玉匠保持了晚明以來的風格，以紋飾細致流動為尚。

蘇州作為全國最為重要的玉器加工中心，所需玉石主要源自新疆和闐、葉爾羌二處的老山玉，因而乾隆二十四年(1759)清廷統(tǒng)一新疆天山南北后，南疆玉石源源輸入蘇州。乾隆四十三年(1778)，發(fā)生了一起震動朝野的高樸走私玉石案。葉爾羌辦事大臣高樸，令家人李?；锱c在蘇州經(jīng)營綢緞玉器的山西商人張名遠(又名張鑾)合伙，將平時積取的140余塊玉石長途走私販運到蘇州，發(fā)放給玉匠雕琢玉器，而后販賣獲利。到案發(fā)時，除了已發(fā)賣者外，搜出成造玉器100余件。張名遠出售玉石，實得紋銀12萬余兩。后來在江南地區(qū)，總共查抄出的玉石多達178 761斤。[22]蘇州琢玉業(yè)的生產(chǎn)能力和玉工水平可見一斑。清中期新疆所產(chǎn)玉石除了供應京師外，其余主要是運往蘇州制造各類玉器。

蘇州玉器雕琢水平的高超，盛名聞于帝廷，乾隆帝一再吟誦。因為蘇州玉器雕琢最為發(fā)達，工藝水平最為高超，蘇州玉工也就不斷承接清宮御用玉器的制作。承接宮廷玉活計，通常有兩種做法，一是玉工由地方政府或蘇州織造選擇高手應召進宮；另一是宮廷下發(fā)玉料由蘇州玉工在當?shù)匕匆蟮褡?。前者如乾隆三?1738)，造辦處官員奏：“奴才等伏思，新制冊、寶奉為永遠尊藏，字畫款式必須雕刻工整，惟精練玉工方能勝任。若即在京募選匠人，恐刻手草率，不能合式。倘將冊、寶送交蘇州遴匠鐫刻，似較迅速，但刻成之后照常交辦事件赍送來京，殊于體制未協(xié)。相應請旨，敕下蘇州織造全德，在蘇州玉工內(nèi)精選好手八人，即速送京，令其敬謹承辦，俟鐫刻全竣后仍令回蘇，庶鐫造不致需時，而辦理益昭慎重?！盵23]后者如咸豐元年(1851)，清廷兩次下發(fā)蘇州鐫刻玉寶一分、玉冊14匣，字數(shù)甚多，鐫刻費工，蘇州織造瑞長為如期完工，“不惜工價，添雇好手鐫匠，晝夜盤趕”。[24]

除上述大宗商品生產(chǎn)和工藝品生產(chǎn)之外，明清時期的蘇州，即如繡作、裱褙作、漆作、樂器、銅鐵金銀器加工業(yè)，以至眼鏡、鐘表制作等，“無不極其精巧”，“蘇之巧甲于天下”。[25]蘇州是江南乃至全國的重要基地，同時在很多方面為他處所不及。僅舉眼鏡為例，明后期從西洋引進后，清初蘇州就成為眼鏡制造中心。清初，吳江生員孫云球，精于測量、算指、幾何之法，兼采西方和杭州等地制造之法，擴大眼鏡種類，有老、少、花、遠、近光之類，多達72種，并著《鏡史》行世。各種眼鏡，因人而需，“量人年歲、目力廣隘，隨目配鏡，不爽毫發(fā)，人人若于有生以后天復賜之以雙目也”。[26]孫制眼鏡，其法傳授給蘇州人褚三山。后來，當?shù)仄毡橹圃欤魈幜餍?，稀罕之品轉(zhuǎn)為普通之物，價格迅速下降。清前期，上萬副、十數(shù)萬副的蘇州眼鏡出口到日本，成為輸日的重要商品。

總之，明清時代，蘇州藝事之精，不但獨步江南，并且領先全國，同時其風未艾，能工巧匠傳承不絕。明中期蘇州人王锜感慨道：“凡上供錦綺、文具、花果、珍羞奇異之物，歲有所增，若刻絲累漆之屬，自浙宋以來，其藝久廢，今皆精妙?！盵27]清初吳偉業(yè)《望江南》詞謂：“江南好，巧技棘為猴。髹漆湘筠香墊幾，戧金螺鈿酒承舟，钅及鏤匠心搜?！盵28]康熙《蘇州府志》自詡：“吳人多巧，書畫琴棋之類曰‘藝’，醫(yī)卜星相之類曰‘術(shù)’，梓匠輪輿之類曰‘技’，三者不同，其巧一也。技至此乎，進乎道矣。”[29]乾隆《元和縣志》也標榜：“吳中男子多工藝事，各有專家，雖尋常器物，出其手制，精工必倍于他所。女子善操作，織紉刺繡，工巧百出，他處效之者莫能及也?！盵30]道光《蘇州府志》記載：“百工技藝之巧，亦他處所不及。”[31]蘇州工藝百業(yè)，鬼斧神工，出神入化，充滿藝術(shù)韻味，迥非他地能夠比肩。

三、全國物資的流通轉(zhuǎn)輸中心

明清時期，蘇州居有極為便利的航運交通區(qū)位優(yōu)勢，奄有獨居鰲頭的商品生產(chǎn)能力，擁有深厚廣闊的江南商品生產(chǎn)腹地，不但因其自身經(jīng)濟發(fā)展，需要將綢布、書籍、家具木器、工藝品等成品源源銷往全國乃至外洋，同時還需要從全國各地輸入大量的棉花、糧食、木材、紙張、染料等生產(chǎn)原材料和食糖、雜糧等副食品，并且衣履天下、輻輳海內(nèi)，充當著中轉(zhuǎn)輸送全國尤其是南北物資的重要角色。蘇州是全國最為著名的工商業(yè)城市，其工業(yè)制造地位已如前述，其商業(yè)流通功能稍為縷述如次。

明清時期的蘇州，無論是明人王士性說的“蘇、杭之幣”，還是清人孔尚任說的五大都會之一，劉獻廷說的“四聚”之一，劉大觀說的運河沿線蘇州、杭州和揚州三大城市，蘇州“以市肆勝”；無論是當?shù)厝颂埔稳莸摹把鄼{蜀柁水西東”“萬方珍貨街充集”，王穉登形容的“山委于市”，地方文獻描繪的“楓橋之米豆，南濠之魚鹽、藥材，東西匯之木簰，云委山積”，“珍奇怪偉、希世難得之寶，罔不畢集”的壯觀景象，還是達官徐階眼中的“輻湊天下水土百物”，孫嘉淦稱頌的“居貨山積，行人水流，列肆招牌，燦若云錦”的盛況，那蘇圖說的“南貨北行，北商南販，最為衡衢”的要沖之地，其中心要旨都是在強調(diào)蘇州發(fā)揮了轉(zhuǎn)輸全國商品物資的流通功能。

蘇州的物資轉(zhuǎn)輸功能體現(xiàn)為，一是輸出當?shù)卮笞谏唐?，輸入各種原材料。江南商品銷往全國乃至海外各國，面廣量大，蔚為壯觀。例如棉布，盛時每年商品布近億匹，以運河重鎮(zhèn)臨清和長江下游蕪湖為中轉(zhuǎn)地，銷向華北、華中乃至中亞、俄國等地，明末至清前期更是通過廣州銷往西洋各國，盛稱“南京布”。明后期，江南“標布盛行，富商巨賈，操重資而來市者，白銀動以數(shù)萬計，多或數(shù)十萬兩，少亦以萬計，以故牙行奉布商如王侯，而爭布商如對壘”。[32]清中期，有人形容：“冀北巨商，挾資千億，岱隴東西，海關(guān)內(nèi)外，券驢市馬，日夜奔馳，驅(qū)車凍河，泛舸長江，風餐水宿，達于蘇常，標號監(jiān)莊，非松不辦，斷壟坦途，旁郡相間。吾聞之蘇賈矣，松之為郡，售布于秋，日十五萬匹焉?！盵33]興盛時，光松江一府所出的棉布，每天就多達15萬匹。

再如生絲和絲綢。江南生絲除了供當?shù)厣a(chǎn)之用，還銷向福建以至海外，數(shù)量可觀，絲綢更是暢銷全國乃至海外。萬歷時杭州人張瀚稱，“雖秦、晉、燕、周大賈，不遠數(shù)千里而求羅綺綢幣者，必走浙之東也”，[34]蘇州是必經(jīng)之地。乾隆時徐揚的一軸《盛世滋生圖》，繪有絲綢店鋪牌號十三四家，標出絲綢品種20余個，絲綢交易興盛無比。如吳江盛澤鎮(zhèn)，康熙時“富商大賈數(shù)千里輦?cè)f金而來，摩肩連袂，如一都會”。[35]乾隆時則出現(xiàn)“薄海內(nèi)外寒暑衣被之所需，與夫冠婚喪祭黼黻文章之所用，悉萃而取給于區(qū)區(qū)一鎮(zhèn)。入市交易，日逾萬金，人情趨利如鶩，摩肩側(cè)頸，奔走恐后，一歲中率以為常”的壯觀景象，[36]當?shù)厝艘暈椤八暮＞胖葜I帛皆來取資之”。[37]國內(nèi)貿(mào)易如此，對外貿(mào)易中生絲和絲綢更是大宗商品。明后期起，江南生絲和絲綢銷往世界各國，使得日本幕府在1715年制定正德《海舶互市新例》，以限制進口中國商品貨物和出口的銀銅數(shù)量。乾隆二十年(1755)，福建巡撫鐘音奏報：“呂宋夷商供稱廣州貨難采買，所帶番銀十五萬圓要在內(nèi)地置買綢緞等物，已擇殷實鋪戶林廣和、鄭得林二人先領銀五萬圓帶往蘇、杭采辦貨物?！盵38]乾隆二十四年(1759)，兩廣總督李侍堯奏報：“外洋各國夷船到粵，販運出口貨物，均以絲貨為重。每年販買湖絲并綢緞等貨，自二十萬斤至三十二三萬斤不等。其貨均系江、浙等省商民販運來粵，賣與各行商，轉(zhuǎn)售外夷?！盵39]長時期、大規(guī)模的生絲和絲綢向歐洲各國的出口，也導致后者屢屢采取貿(mào)易壁壘政策。

又如書籍，單是日本一國，在江戶時代，江南梓刻的各類書籍，甚至連違禁的法律、地志等書，甫一上市，就能在日本市場上見到。18世紀中后期的燕行使者李德懋說：“近者江南之籍，輻湊于長崎，家家讀書，人人操觚，夷風漸變。”[40]道光時，另一朝鮮人李尚迪評論道：“蓋近來中國書籍，一脫梓手，云輪商舶。東都西京之間，人文蔚然，愈往而愈興者，賴有此一路耳。”[41]江南絲綢、書籍等源源輸入日本，深刻影響著日本社會，以至日本寬政十一年，即嘉慶四年(1799)，日人感慨道，國中右族達官子弟，“即一物之巧，寄賞吳舶；一事之奇，擬模清人”。[42]

江南商品生產(chǎn)如此發(fā)達，銷路如此暢達，但棉花、紙張、木材、染料等原材料相對不足，需要從全國各地輸入。如棉花，明后期每年要從華北地區(qū)輸入北花，甚至從湖廣地區(qū)輸入襄花。山東、河南等植棉區(qū)，由于不善織布，形成所謂“北土廣樹藝而昧于織，南土精織纴而寡于藝”的生產(chǎn)分工，從而形成“棉則方舟而鬻諸南，布則方舟而鬻諸北”的商品花、布南北流通格局。[43]乾隆二年(1737)，河南巡撫尹會一仍說：“今棉花產(chǎn)于豫省，而商賈販于江南?！盵44]經(jīng)由運河的南北布、棉對流格局依舊。又如木材，明代中期起，長江運輸興起，長江上游以至川楚云貴地區(qū)的木材、礦產(chǎn)等，通過荊州、九江、蕪湖等關(guān)，順流而下。川湖所產(chǎn)楠、松等木，既供宮殿營建之用，又供江南地區(qū)造船制器制作家具之用。[45]因此，明代“自江、淮以至京師，簰筏相接”。[46]蘇州一枝獨秀于全國的木器制造業(yè)，就是建立在從其他地區(qū)特別是長江上中游輸入木材的基礎之上。

江南商品生產(chǎn)發(fā)達，人多地少，產(chǎn)量有限，而工業(yè)用糧消耗巨大，明后期起，米糧不敷食用。因而在原來運河流通南布北棉格局不變的情形下，運河流通又增加了北方豆糧梨棗的南下，出現(xiàn)了江南綢布船和北方雜糧船的對流航運。而長江流通則在兩淮食鹽上溯之外，又增加了上中游與下游之間米糧與綢布的對流。誠如康熙時人所說：“蘇數(shù)郡米不給，則資以食……故楓橋米艘日以百數(shù)，皆洞庭人也”，“上水則綢緞布匹，下水惟米而已”。[47]

二是轉(zhuǎn)輸全國物資發(fā)揮樞紐功能。全國的商品流通以最負盛名的工商城市蘇州為轉(zhuǎn)輸中心，蘇州居于樞紐地位，南北東西物貨大流通大多經(jīng)蘇州中轉(zhuǎn)。明代運河中，“燕趙、秦晉、齊梁、江淮之貨，日夜商販而南；蠻海、閩廣、豫章、南楚、甌越、新安之貨，日夜商販而北……舳艫銜尾，日月無淹”。[48]清前期，華北、江北的豆麥、雜糧、梨棗、棉花等，南方的絲綢、棉布、木材、瓷器、書籍、鉛銅幣材等，也通過運河流通。山東、河南、安徽的豆、麥、棉花、豆餅、油、苧麻，山東的梨棗、煙葉、繭綢、腌貨，河南的酒曲、棉花、釘鐵、藥材、堿礬、煙葉，江蘇北部的酒曲、雜糧、腌臘制品，北方以至邊境的皮張，新疆的玉石，也都通過運河大量南運，而江南的綢布、書籍、雜貨、工藝品，仍然揚帆北上。吳建雍依據(jù)檔案統(tǒng)計出，乾隆四十一年(1776)，經(jīng)淮安北上的綢布船達376只，雜貨船多達3896只，這是取道全國最大的物貨通道運河的南北商品流通。東南沿海，明代嘉、萬時人太倉人王世懋說：“凡福之絲，漳之紗絹，泉之藍，福延之鐵，福漳之橘，福興之荔枝，泉漳之糖，順昌之紙，無日不走分水嶺，及浦城小關(guān)，下吳越如流水，其航大海而去者，尤不可計，皆衣被天下。所仰給它省，獨湖絲耳。紅不逮京口，閩人貨湖絲者，往往染翠紅而歸，織之?！盵49]在海運大興以前，福建的大部分商品，是通過此道輸入江南，這是江南與福建之間以蘇、杭為中心的商品流通。明后期，江南也需要部分上江之米。如安徽廬州出米，“吳楚間上下千里，皆資其利”。[50]來自長江上中游的上千萬石米糧經(jīng)由江南運河源源輸往蘇州和杭州，難以計數(shù)的竹木、板材依次流經(jīng)江寧、鎮(zhèn)江進入運河，通過無錫、蘇州輸往江南各地。毫無疑問，明清時期進入長江的物貨，幾乎全部是經(jīng)運河南北分流輸向各地。

三是轉(zhuǎn)輸物資到其他地區(qū)平衡整合市場。江南發(fā)達的棉布生產(chǎn)需要依賴外地棉花的輸入，其實缺口之所以如此之大，不獨在于當?shù)厮a(chǎn)本就不敷紡紗織布，還在于江南將大量優(yōu)質(zhì)棉輸出到福建等地。吳偉業(yè)說，“隆、萬中，閩商大至，州賴以饒”，“眼見當初萬歷間，陳花富戶積如山。福州青襪鳥言賈，腰下千金過百灘?？椿ㄈ说交M屋，船板平鋪裝載足”。[51]乾隆早期，每年四五月南風時，劉河、川沙、吳淞、上海各口，閩粵糖船前往貿(mào)易，九十月間置買棉花回船。[52]或謂“閩粵人于二三月載糖霜來賣，秋則不買布而止買花衣以歸，樓船千百，皆裝布囊累累，蓋彼中自能紡織也。每晨至午，小東門外為市，鄉(xiāng)農(nóng)負擔求售者，肩相磨，袂相接焉”。[53]道光《乍浦備志》卷六《關(guān)梁》專門提到“置辦出口之裝載布匹者閩廣船”，說明廣東、福建一直依賴江南輸入花、布，并且?guī)缀跞怯砷}商、粵商所經(jīng)營。如此，則又形成福建蔗糖重載北上而江南棉花捆載南銷的對流局面。

清前期，江南糧食缺口增大，需要從華北輸入數(shù)百萬石豆糧，從長江中下游輸入上千萬石米糧，既因蘇州副食品和釀酒業(yè)發(fā)達，也因當?shù)厝耸秤脙r低秈米而出銷自產(chǎn)粳米以取高價，更因南鄰浙東和福建廣大地區(qū)食糧缺乏，需要轉(zhuǎn)輸接濟。雍正初年，福建人蔡世遠說：“福建之米，原不足以供福建之食，雖豐年多資于江浙，亦猶江浙之米，原不足以供江浙之食，雖豐年必仰給于湖廣。數(shù)十年來，大都湖廣之米輳集于蘇郡之楓橋，而楓橋之米間由上海、乍浦以往福建，故歲雖頻祲而米價不騰?！盵54]由長江上游、中游輸往下游的米糧，很大部分其實并非投放于蘇州市場，而是繼續(xù)前運轉(zhuǎn)輸?shù)搅苏銝|、福建地區(qū)。乾隆四年，浙江按察使鄭禪寶奏：“浙省戶口繁庶，所產(chǎn)之米不敷民食，閭閻亦鮮蓋藏，全賴江、廣客米接濟。”[55]正是在這種背景下，明后期起，蘇州的米市就特別發(fā)達，米糧交易特別忙絡。城西南濠至楓橋，“郡中諸大家之倉廩，與客販囤園棧房，陳陳相因，以百萬計”。[56]楓橋的米豆，“云委山積”?？滴鯐r，楓橋市米行林立，米牙活躍，專門從事長江沿線貿(mào)易的洞庭西山商人，為擺脫米業(yè)牙人的壟斷，創(chuàng)設會館，展開與牙人的米業(yè)競爭。

四、高度發(fā)達的銀錢金融中心

蘇州既以商品生產(chǎn)和商品流通聞名于世，商品價值巨大，銀錢流通既快又多，到鴉片戰(zhàn)爭前，巍然成為東南乃至全國最大的金融中心。

作為銀錢兌換和調(diào)劑資金的信用機構(gòu)，錢莊的布設在蘇州極為密集?！渡轿鲿^錢行眾商捐款人姓名碑》載，自乾隆三十一年(1766)至四十一年間，定陽公利錢行眾商按營業(yè)額抽取厘銀，其名下分列了錢莊74家。在同年代的另一塊捐厘碑中，又載錄了名稱完全不同的錢莊52家，以及捐銀3697兩的聯(lián)義會眾商。在《應墊捐輸碑》中，又可見到與乾隆三十一年名稱不同的20余家錢莊。蘇州全城僅由山西商人經(jīng)營的錢莊可能多達150家，或許是同時期錢莊數(shù)量最多的城市?！妒⑹雷躺鷪D》中就出現(xiàn)錢莊典當鋪14家。清末，蘇州大小錢莊仍有60余家。錢莊以外，山西商幫擅長經(jīng)營發(fā)放印子錢的賬局，在蘇州也很有名。蘇州人袁景瀾記：“西客放債，利息五分，逐日抽價，小印戳記，名印子錢?！盵57]

錢莊原來只從事銀兩和制錢的兌換，但遲至乾隆中期，江南地區(qū)的錢莊已突破經(jīng)營范圍，而兼營體現(xiàn)借貸活動的存放款業(yè)務。如在常熟地區(qū)，乾隆四十年(1775)時便已“廣用錢票”。始用到廣用有一個過程，結(jié)合上海錢票的使用，可以推知蘇州等地始用錢票當在乾隆二十年前后。乾隆、嘉慶之際，錢鋪用票之風盛行。常熟人鄭光祖說：“我邑常、昭城市中錢鋪用票，乾隆、嘉慶間此風大行。十千百千，祗以片紙書數(shù)即可通用，輾轉(zhuǎn)相受，窮年不向本鋪點取，日積而多，存貯盈萬?！羿l(xiāng)鎮(zhèn)店口多小本經(jīng)營，福命甚薄，艷錢鋪之射利，競出百文錢小票通用，嘉慶十五六年此風最盛，頗為鄉(xiāng)里害，而其敗立見?！盵58]此種錢票，顯然是錢莊為擴大經(jīng)營規(guī)模而減少營業(yè)成本采用的簡便之法，自然為商業(yè)經(jīng)營提供了極大的方便，但也充滿著隨時倒閉等不確定性風險。

隨著外國銀圓(俗稱洋錢)的廣泛使用，錢莊的兌換業(yè)務也有所擴大。明末清初，西屬美洲的銀圓通過菲律賓的馬尼拉大量流入中國，清代康熙年間開海后，到乾隆初年，閩、廣遂有洋錢使用。據(jù)說江南“乾隆以前市肆間皆用銀”，[59] 20年后“偶有洋錢，即俗所謂本洋者，尚不為交易用也，嗣后寢以盛行”，[60]或稱至“四十年時，洋錢用至蘇、杭”。[61]洋錢名稱甚多，在中國最先通行的是西屬墨西哥鑄造的本洋，有雙柱、佛頭等名稱，后來墨西哥獨立后鑄造的鷹洋，在江南市場上俗稱英洋。洋錢是稱量貨幣，以其形制劃一，含銀成色固定(每元重漕平銀7錢2分，合庫平銀7錢3分)，以枚計算，攜帶結(jié)算方便，漸受歡迎。乾隆五十年(1785)后，只用佛頭一種，比價也漸增，“蘇城一切貨物漸以洋錢定價矣”，[62]洋錢兌換中國銀錢的比價也迅速上升。鴉片戰(zhàn)爭前后，洋錢大量輸入，比價上升，中國紋銀大量外流，銀錢兌換頻繁，錢莊業(yè)務量大增，作用更加重要。有些錢莊投機取巧，濫發(fā)莊票，買空賣空，大量發(fā)行超過準備金的莊票，成為無法兌現(xiàn)的死票。

典當鋪，主要為小本經(jīng)營者和貧苦民眾提供生活便利，在蘇州城鄉(xiāng)分布眾多。乾隆元年(1736)，經(jīng)地方政府核定的蘇州府屬各縣典鋪，共為489戶，其中吳縣137戶，長洲63戶，元和73戶，附郭三縣共為290戶，常熟35戶，昭文44戶，吳江63戶，震澤36戶，昆山15戶，新陽6戶。這既是蘇州典鋪最多的時期，較之近鄰松江府的261戶，多出將近百分之九十，也是東南地區(qū)典鋪最多的城市。[63]典鋪“衡子母之微利，實以通民須之緩急，原系便民，非厲民也”。[64]民間“凡遇錢糧急迫，一時無措，惟向典鋪質(zhì)銀，下而肩挑負販之徒，鰥寡孤獨之輩，等錢一百、五十，以圖糊口，取之最便”。[65]由于典鋪的存在，民間在需用匱乏和青黃不接之時，將零星花布米麥之類質(zhì)當，以解燃眉之急。在江浙絲、棉產(chǎn)區(qū)，典鋪資本也常常起著借貸資本的作用，為貧民所必需。

江南的金融市場結(jié)算手段先進，較為典型的是會票的使用。早在明代嘉靖、隆慶年間，蘇州、松江一帶與北京之間銀錢往來已開始使用會票，但似乎尚不普及。康熙初年，太倉人陸世儀說：“今人家多有移重貲至京師者，以道路不便，委錢于京師富商之家，取票至京師取值，謂之‘會票’。此即飛錢之遺意”，[66]其時蘇州與北京之間以會票來完成款項撥兌已較為常見。可能成書于清初的《豆棚閑話》提到，徽商興哥到了蘇州，“不一月間，那一萬兩金錢，俱化作莊周蝴蝶。正要尋同業(yè)親戚，寫個會票，接來應手”。[67]徽商在蘇州經(jīng)營，采用會票借兌，會票可以作為信用憑證，在當?shù)貎度‖F(xiàn)銀。而且此類情形已經(jīng)進入小說，可見已經(jīng)相當流行。1982年，北京前門外打磨廠日成祥布店遺留下來的自康熙二十二年(1683)到二十五年(1686)間的23張會票實物被發(fā)現(xiàn)，[68]從而可知清初不同地區(qū)的商人經(jīng)常利用會票完成款項的撥兌以清算經(jīng)濟往來。乾隆四十三年發(fā)案的高樸私鬻玉石案，涉案商人通過會票匯兌銀兩的就有多起。會票的普遍使用，說明在專業(yè)匯兌銀錢的票號出現(xiàn)之前，蘇州與北京等地通過票據(jù)結(jié)算商業(yè)往來已相當常見。

山西票號自道光初年興起后，蘇州成為南方城市票號最為集中的地方，山西商幫控制了蘇州的票號錢莊業(yè)務。光緒十年(1884)，時人回憶：“昔年票號皆薈萃蘇垣，分號于滬者只有數(shù)家，資本無此時之巨，專以匯兌為交易，而不放‘長期’。軍興以來，藏富于官票，結(jié)交官場，是以存資日富”，[69]這說明太平天國以前，票號集中在蘇州。

清代前中期蘇州金融中心的重要地位，還體現(xiàn)在如下兩方面：一是蘇州貨幣周轉(zhuǎn)獲利較快。道光二十四五年間，蔚泰厚京師分號致信蘇州分號稱：“按現(xiàn)下京、蘇之利，雖則相似，唯京利不甚蘇利快，且更換之間，遲壓日期，全是算盤?！盵70]這透露出當時北京、蘇州之間貨幣流通量既大且速的信息。二是蘇州以外的江南城鎮(zhèn)，通常將現(xiàn)銀解往蘇州存貯流通?？滴蹰_海直到乾隆末年，太倉劉河鎮(zhèn)是東北大豆外銷的最大市場，乾隆前期興盛時，山東和江南省的豆船字號集中開設分號，留下具體名稱的分別為31家和59家，加上未知具體名稱的，總量可能有百家。這些字號南輸?shù)拇蠖辜岸诡惿唐?，年交易量達上千萬石，價值銀上千萬兩。劉河鎮(zhèn)因為豆貨交易量巨大，現(xiàn)銀結(jié)算繁難，字號與豆行業(yè)內(nèi)定例，不再每日結(jié)算，或每筆結(jié)算，而是定為標期，每十天一標，逢六之日為標期，即每月的六日、十六日、二十六日送上標銀清算即可。交易有了固定的標期，克服了“或擁貨而無銀，或有銀而無貨”的不便，可隨時交易，交易豆行按期付銀，購入豆貨的內(nèi)客也準期付銀。鎮(zhèn)上結(jié)算的豆業(yè)字號標銀，并不存留在鎮(zhèn)上，而是采用標銀的形式隨即解往蘇州。所謂“俱以劉河為聚貨之區(qū)，以蘇城為聚財之地，逢期收銀，皆解送于蘇城”。這些“送標之船，每標動以廿萬”，[71]銀數(shù)相當可觀。劉河與蘇州之間相距一百多里，水路港汊，解送銀兩的船只風險很大，為確保駛往蘇州城的標船的安全，豆船字號特別是標銀量大的山東豆船字號，從布政司衙門申領了鳥槍、火藥、兵器，又特意從山東老家聘請拳棒教師，專程押運。清前期蘇州發(fā)達的金融市場，正是依賴包括劉河豆業(yè)字號在內(nèi)的商品流通造就的。[72]這些事例透露出，蘇州是清前期最大的金融市場和銀錢結(jié)算中心。

自典鋪到錢莊的布設，自會票到票號的信用形式和頻繁使用，自銅錢、銀兩和洋銀的兼行流通并自由兌換，蘇州是最先行用洋銀的江南城市，有著其時最為完善發(fā)達的金融市場。在上海的金融市場興起之前，蘇州長時期內(nèi)是東南地區(qū)最大的金融中心。

余論：蘇州經(jīng)濟中心地位在杭州之上

唐代以來，東南都會，一向蘇杭并稱。南宋定都杭州，杭州地位上升，但以蘇州等地的經(jīng)濟實力為后盾。明清時代，蘇州和杭州都是江南名城、運河重鎮(zhèn)。明中期太倉人陸容說：“江南名郡，蘇杭并稱，然蘇城及各縣富家，多有亭館花木之勝，今杭城無之，是杭俗之儉樸愈于蘇也。”[73]是儉是奢，某種意義上是經(jīng)濟發(fā)展程度的反映。弘治元年(1488)，朝鮮人崔溥說：“江南之中以蘇、杭為第一州。”[74]嘉靖時上海人陸楫說：“今天下之財賦在吳越……蘇、杭之境為天下南北之要沖，四方輻輳，百貨畢集?！盵75]乾隆時蘇州人沈德潛說，杭州自南宋建都以來，凡人民之眾，財賦之充，城池井邑之壯，衣冠文物之華，以及商賈百貨之交會，冠于他州，談者將其與南京、蘇州并稱。[76]

蘇杭并稱，只是大體而論，而且重在文化地位，若是細分，若論經(jīng)濟地位，硬要定個高下，無疑蘇州在前，杭州在后。康熙時劉獻廷列舉全國都會“四聚”之地，東部列了蘇州，而杭州只是“分其勢”而已。劉大觀和李斗雖然認為蘇州、杭州和揚州三個城市“不可軒輊”，但“杭州以湖山勝，蘇州以市肆勝，揚州以園亭勝”，要論經(jīng)濟，蘇州最具代表。這種看法，已是時人的一致看法。嘉、道之際的常熟人鄭光祖說：“寺廟之盛莫過杭州，園庭之盛莫過揚州?！盵77]嘉慶二年(1797)，朝鮮使者李德懋與蘇州秀才筆談，詢問蘇杭優(yōu)劣，答稱：“江山勝概，杭勝于蘇，閭閻繁華，蘇勝于杭。”[78]杭州湖光山色和廟宇之盛，最為突出，而若論經(jīng)濟總量和地位，蘇州遠在杭州之上。

這一點，在商品流通和商稅征收上也能清晰反映出來。蘇州西北30里的滸墅關(guān)和杭州北郊的北新關(guān)，既是運河南端的兩個稅關(guān)，也是運河全程七大稅關(guān)中的兩個重要稅關(guān)，直接地反映了蘇杭兩城的經(jīng)濟情形。滸墅關(guān)“為南北往來要沖，舟航喧集，商賈駢至，課額甲于他省”。[79]北新關(guān)“尤為東南都會，聯(lián)亙閩粵，表里江淮，稱巨區(qū)焉”。[80]明代八大鈔關(guān)稅收及其比例顯示，萬歷時期，蘇州滸墅關(guān)和杭州北新關(guān)兩關(guān)稅收分別為白銀4.5萬兩和4萬兩，天啟年間兩關(guān)分別為白銀8.75萬兩和8萬兩，滸墅關(guān)均多于北新關(guān)。[81]入清后，滸墅關(guān)的地位更為重要。自雍正到乾隆前半期，滸墅關(guān)每年征稅平均在銀50萬兩左右，是運河沿線征稅最多的榷關(guān)。嘉慶四年，朝廷再次確定榷關(guān)盈余銀兩數(shù)，滸墅關(guān)最多，達235 000兩，北新關(guān)較少，為65 000兩。[82]道光十一年(1831)，清廷再次厘定各關(guān)稅收正額和盈余銀：滸墅關(guān)仍然最多，為421151兩，北新關(guān)第三，為188 054兩，[83]后者不到前者的一半。

杭州的商品流通功能無法比肩蘇州。因為蘇州在運河沿線和東南地區(qū)具有強大無比的商品生產(chǎn)和轉(zhuǎn)輸功能，清代前期的商品流通，多以蘇州為集散中心，通過蘇州再轉(zhuǎn)輸江南廣袤地區(qū)。乾隆初年浙江巡撫納蘭常安深為感慨地說：“近人以蘇杭并稱，為繁華之郡，而不知杭人不善營運，又僻在東隅，凡自四遠販運以至者，抵杭停泊，必卸而運蘇，開封出售，轉(zhuǎn)發(fā)于杭。即如嘉湖產(chǎn)絲，而纟由緞紗綾于蘇大備，價頗不昂。若赴所出之地購之，價反增重，貨且不美?！盵84]清中期經(jīng)由運河的商品，不在起點或終點杭州啟封，而在蘇州啟封，而后分散江南各地，杭州的地位較之蘇州相距甚遠。不只外地商品，即便杭州等地所出大宗商品，也以蘇州為集散地。杭世駿說，杭州饒蠶績之利，各色綢緞銷向全國，“衣被幾遍天下，而尤以吳閶為繡市”。[85]遠距離大規(guī)模商品運輸以蘇州為起始地或轉(zhuǎn)輸?shù)?，以至于道光中期，從廣州入口的外洋鴉片，“由海路運至上?？h入口，轉(zhuǎn)販蘇州省城或太倉、通州各路，而大分則歸蘇州，由蘇州分銷全省及鄰境之安徽、山東、浙江等處地方”。[86]至遲自乾隆初年到道光中期，東南地區(qū)商品流向一直以蘇州為唯一樞紐，蘇州無疑擁有獨一無二的重要經(jīng)濟地位。

總而言之，明清時代，雖曰蘇杭并列，但若進一步深究，不說蘇州的人文盛于杭州，大型文化學術(shù)活動多在蘇州舉辦，不說思想觀念蘇州導引杭州等地，也不說生活方式服飾裝扮始自蘇州效于杭州，單說蘇州的經(jīng)濟總量、商品生產(chǎn)和商品流通，蘇州中心都市的地位實在杭州之上，殆無疑義。明清時代的蘇州，毫無疑問是全國最為突出的賦稅錢糧重地，在國家財政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，而其重要的賦稅財政地位，奠立在舉世聞名的商品生產(chǎn)加工中心之上，有賴于源源不斷的大規(guī)模商品流通輸送，倚靠著高度發(fā)達的銀錢金融體系。蘇州，是上海興起為全國最大都會之前最具盛名的經(jīng)濟中心和人文重地。

注釋：

[1] (明)高啟著，(清)金檀輯注，徐澄宇、沈北宗校點：《高青丘集》卷一《樂府·吳趨行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，第6頁。

[2] (明)顧鼎臣著，蔡斌點校：《顧鼎臣集·顧文康公文草》卷二《懇乞天恩飭典憲拯民命以振舉國大計疏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，第58頁。

[3] (明)杜宗桓：《上巡撫侍郎周忱書》，正德《松江府志》卷七《田賦中》，第17－18頁。

[4] (明)侯先春：《民運事宜考》，萬歷《重修常州府志》卷六《錢谷志三·征輸》，第54頁。

[5] (清)顧炎武：《天下郡國利病書》原編第7冊《常鎮(zhèn)·額賦》，《四部叢刊三編》本，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，第7頁。

[6] (清)黃卬：《錫金識小錄》卷一《備參上·官兌官運略》，光緒二十三年刻本，第3頁。

[7]乾隆《元和縣志》卷一六《物產(chǎn)》，第10頁。

[8] (清)沈樹本：《城南棹歌》，咸豐《南潯鎮(zhèn)志》卷二二《農(nóng)桑二》，同治二年刻本，第26頁。

[9]乾隆《元和縣志》卷一○《風俗》，第7頁。

[10] (清)許仲元著，范義臣標點：《三異筆談》卷三《布利》，重慶出版社1996年版，第81頁；范金民：《清代江南棉布字號探析》，《歷史研究》，2002年第1期。

[11] (清)陶澍：《陶云汀先生奏疏》卷二二《蘇省派辦布匹逾額懇請酌減折子》，《陶澍全集》第2冊，岳麓書社2010年版，第86－91頁。

[12] (明)胡應麟：《少室山房筆叢》卷四《經(jīng)籍會通四》，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版，第43頁。

[13] (清)金埴撰，王湜華點校：《不下帶編》卷四，中華書局1982年版，第65頁。

[14] (清)袁棟：《書隱叢說》卷一三“活字板”條，(清)王維德等撰，侯鵬點校：《林屋民風》(外三種)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，第712頁。

[15] (明)王士性著，呂景琳點校：《廣志繹》卷四《江南諸省》，中華書局1981年版，第96頁。

[16] (明)陸楫：《蒹葭堂稿》卷六《禁奢》，《續(xù)修四庫全書》本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，第1354冊第640頁。

[17] (明)范濂：《云間據(jù)目抄》卷二《紀風俗》，《筆記小說大觀》第13冊，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版，第111頁。

[18] (明)王世貞：《觚不觚錄》，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本，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本，1986年，第1041冊第440頁。

[19] (明)張岱撰，馬興榮點校：《陶庵夢憶》卷一“吳中絕技”條，中華書局2007年版，第20－21頁。

[20] (明)宋應星著，潘吉星譯注：《天工開物譯注》卷下《珠玉第十八·玉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，第314頁。

[21]民國《吳縣志》卷七九《雜紀二》，第29頁。

[22]《高樸私鬻玉石案·楊魁折》，故宮博物院文獻館編輯：《史料旬刊》第19期，故宮博物院文獻館1931年版，第670－671頁；《高樸私鬻玉石案·薩載寅著折》，故宮博物院文獻館編輯：《史料旬刊》第20期，第707－709頁。

[23]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等編：《清宮內(nèi)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》第43冊，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，第237－238頁。

[24] (清)瑞長：《為呈請寬限事》(咸豐元年九月一日)，《內(nèi)務府·來文》，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，檔號：441－5－50－2，第2464包。

[25] (清)納蘭常安：《宦游筆記》卷一八《江南三·匠役之巧》，臺北廣文書局影印本，1971年，第947－948頁。

[26] (清)張若羲：《孫云球眼鏡法序》，(清)陸肇域、(清)任兆麟編纂，張維明校補：《虎阜志》卷六《物產(chǎn)》，古吳軒出版社1995年版，第396頁。

[27] (明)王锜撰，張德信點校：《寓圃雜記》卷五“吳中近年之盛”條，中華書局1984年版，第42頁。

[28] (清)吳偉業(yè)著，李學穎集評標校：《吳梅村全集》卷二一《詩后集十三·望江南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，第537頁。

[29]康熙《蘇州府志》卷七八《人物·藝術(shù)傳》，第1頁。

[30]乾隆《元和縣志》卷一○《風俗》，第4頁。

[31]道光《蘇州府志》卷一四九《雜志五》，第11頁。

[32] (清)葉夢珠撰，來新夏點校：《閱世編》卷七《食貨五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，第157－158頁。

[33] (清)欽善：《松問》，(清)賀長齡、(清)魏源等編：《清經(jīng)世文編》卷二八《戶政三》，中華書局影印本，1992年，第694頁。

[34] (明)張瀚撰，蕭國亮點校：《松窗夢語》卷四《商賈紀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，第75頁。

[35]乾隆《吳江縣志》卷五《物產(chǎn)》，第34頁。

[36] (清)仲周需：《跋》，乾隆《盛湖志》，第1頁。

[37]乾隆《盛湖志》卷上《分野》，第1頁。

[38]《乾隆朝外洋通商案》，故宮博物院文獻館編輯：《史料旬刊》第12期，第427頁。

[39]《乾隆二十四年英吉利通商案》，故宮博物院文獻館編輯：《史料旬刊》第5期，第158頁。

[40] [朝]李德懋：《青莊館全書》卷六四《蜻蛉國志·藝文》，《韓國文集叢刊》第259冊，首爾：景仁文化社1999年版，第162頁。

[41] [朝]李尚迪：《恩誦堂集》續(xù)集文卷二《讀蔫錄》，《韓國文集叢刊》第312冊，第242頁。

[42] [日]中川忠英編著，力克、孫玄齡譯：《清俗紀聞·序二》，中華書局2006年版，第3頁。

[43] (明)王象晉：《棉譜小序》，(明)王象晉纂輯，伊欽恒詮釋：《群芳譜詮釋》(增補訂正)，農(nóng)業(yè)出版社1985年版，第155頁。

[44] (清)尹會一：《敬陳農(nóng)桑四務疏》，(清)賀長齡、(清)魏源等編：《清經(jīng)世文編》卷三六《戶政一一》，第891頁。

[45] (明)王士性著，呂景琳點校：《廣志繹》卷四《江南諸省》，第96頁。

[46] (明)歸有光著，周本淳校點：《震川先生集》卷二五《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公行狀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，第583頁。

[47] (清)王維德等撰，侯鵬點校：《林屋民風》卷七《民風四》，第151、307頁。

[48] (明)李鼎：《李長卿集》卷一九《借箸篇·永利第六》，萬歷四十年刻本，第10頁。

[49] (明)王世懋：《閩部疏》，中華書局1985年版，第12頁。

[50] (明)楊循吉：《廬陽客記·物產(chǎn)》，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，齊魯書社影印本，1997年，史部第247冊，第669頁。

[51] (清)吳偉業(yè)：《梅村家藏稿》卷一○《木棉吟并序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，第279、280頁。

[52]臺北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文獻股：《宮中檔乾隆朝奏折》第5輯，臺北故宮博物院1982年版，第689頁。

[53] (清)褚華：《木棉譜》，中華書局1985年版，第11頁。

[54] (清)蔡世遠：《與浙江黃撫軍請開禁書》，(清)賀長齡、(清)魏源等編：《清經(jīng)世文編》卷四四《戶政一九》，第1065頁。

[55]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、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：《清代奏折匯編——農(nóng)業(yè)·環(huán)境》，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，第24頁。

[56]嘉靖《吳邑志·五龍橋險要圖說》，第3頁。

[57] (清)袁景瀾撰，甘蘭經(jīng)、吳琴校點：《吳郡歲華紀麗·吳俗諷喻詩》，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，第386頁。

[58] (清)鄭光祖：《一斑錄》卷二《人事》，《海王邨古籍叢刊》本，中國書店1990年版，第3頁。

[59]參見光緒《松江府續(xù)志》卷五《風俗》，第15頁。

[60] (清)諸聯(lián)：《明齋小識》卷一二“洋錢”條，同治四年吳趨亦西齋刊本，第1頁。

[61] (清)鄭光祖：《一斑錄·雜述四》“洋錢通用”條，《海王邨古籍叢刊》本，第12頁。

[62] (清)鄭光祖：《一斑錄·雜述六》“洋錢”條，《海王邨古籍叢刊》本，第44頁。

[63]乾隆《蘇州府志》卷一一《田賦四》，第16頁；同治《蘇州府志》卷一七《田賦六》，第3頁；嘉慶《松江府志》卷二八《田賦志·雜稅》，第22頁。

[64]《常熟縣給帖勒石永禁借端釁擾典鋪碑》(順治十三年)，蘇州歷史博物館等編：《明清蘇州工商業(yè)碑刻集》，江蘇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，第185頁。

[65]《常熟縣議典鋪取息等事理碑》(康熙四十二年)，蘇州歷史博物館等編：《明清蘇州工商業(yè)碑刻集》，第188頁。

[66] (清)陸世儀：《論錢幣》，(清)賀長齡、(清)魏源等編：《清經(jīng)世文編》卷五三《戶政二七》，第1280頁。

[67] (清)艾衲居士編：《豆棚閑話》第三則《朝奉郎揮金倡霸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，第28頁。

[68]汪宗義、劉宣輯錄：《清初京師商號會票》，《文獻》，1985年第2期。

[69]《答陽居十采訪滬市公司情形書》，《申報》，1884年1月12日，第3版。

[70]黃鑒暉等編：《山西票號資料》(增訂本)下部第二編，山西經(jīng)濟出版社2002年版，第1154頁。

[71] (清)金端表輯：《劉河鎮(zhèn)記略》卷五《盛衰》，道光三年稿本，第19、20頁。

[72]參見范金民：《清代劉家港的豆船字號——〈太倉州取締海埠以安海商碑〉所見》，《史林》，2007年第3期。

[73] (明)陸容撰，佚之點校：《菽園雜記》卷一三，中華書局1985年版，第156頁。

[74] [朝]崔溥：《漂海錄》卷一，樸元熇校注：《崔溥漂海錄校注》，上海書店出版社2013年版，第80頁。

[75] (明)陸楫：《蒹葭堂稿》卷六《禁奢辨》，《續(xù)修四庫全書》本，第1354冊第640頁。

[76] (清)沈德潛著，潘務正、李言編輯點校：《沈德潛詩文集·沈歸愚詩文鎬·文稿·杭州府圖說》，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版，第1889頁。

[77] (清)鄭光祖：《一斑錄·雜述六》“名園感舊”條，《海王邨古籍叢刊》本，第16頁。

[78] [朝]李德懋：《入燕記》下，[韓]林基中編：《燕行錄全集》第57冊，韓國東國大學校出版部2001年版，第302頁。

[79] (清)舒明阿：《序》，道光《滸墅關(guān)志》，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。

[80] (清)顧豹文：《北新榷關(guān)馬公公廉實政碑記》，雍正《北新關(guān)志》卷一五《文詞·碑記》，雍正九年刻本，第62頁。

[81] (清)孫承澤著，王劍英點校：《春明夢余錄》卷三五《戶部一·鈔關(guān)》，北京出版社2018年版，第592頁。

[82]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：《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》(嘉慶四年三月十八日)，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影印本，2000年，第4冊第105頁。

[83]倪玉平：《清朝嘉道關(guān)稅研究》，科學出版社2017年版，第8頁。

[84] (清)納蘭常安：《宦游筆記》卷一八《江南三·南廒貨物》，臺北廣文書局影印本，1971年，第950－951頁。

[85]《吳閶錢江會館碑記》(乾隆三十七年)，蘇州歷史博物館等編：《明清蘇州工商業(yè)碑刻集》，第19頁。

[86]蔣廷黻編：《籌辦夷務始末補遺(道光朝)》第2冊，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，第634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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